Q1.为了建立让人愿意来咨询的关系,您重视怎样的“投缘”?
最重要的是,让对方能够毫无顾虑地和我交谈。越是难以启齿的事情,越早告诉我,能采取的对策就越多。我觉得,是否投缘,与其说体现在知识或经验上,不如说体现在交谈之后会不会觉得累。对我自己而言,是否会自然而然地想为这个人出一份力,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。
Perspectives
针对大家平时常问的问题,以及我在工作中所珍视的东西,以一问一答的形式作了回答。请从感兴趣的主题开始阅读。
最重要的是,让对方能够毫无顾虑地和我交谈。越是难以启齿的事情,越早告诉我,能采取的对策就越多。我觉得,是否投缘,与其说体现在知识或经验上,不如说体现在交谈之后会不会觉得累。对我自己而言,是否会自然而然地想为这个人出一份力,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。
我首先会问的,是对方究竟希望实现什么。税额和手续方面的事情,之后怎么安排都可以。连本人自己都没想清楚的情况并不少见,所以我们会一边交谈,一边一起把想法的轮廓勾勒出来。一旦看清了想要什么,应该选择的道路通常也就随之明确了。
我有时会先说一句:“单从金钱的角度来说……”因为我能提供的,只不过是从金钱出发的一种看法而已。每个人都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。所以我希望对方把我的建议当作判断的参考之一,最终用自己的尺子来衡量。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说话的。
从税务角度怎样做最合理,我会明确地告诉对方。至于是否选择,则由本人决定。税额最少的路,并不一定就是对这个人最好的路。我会把有利和不利之处整理清楚交给对方,再一起寻找符合本人愿望的方式。
让来咨询的人感到满意,这是第一位的。另外,我也要求自己不能辜负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的情义。工作不是一次性的交易,而是由长久持续的关系积累而成的。不为眼前的得失所动,最终正是支撑我长久做下去的力量。
当客户既感到满意、又真正认同的时候。满意和认同看似相近,我认为其实是两回事。即使结果很好,如果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,下一次就无法自己做出判断。在我把道理讲透之后,对方说一句“我明白了”,那一刻最有成就感。
这里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,所以很有感情。从父亲那一代起,我们的事务所就一直在这里,这里变化的部分和不变的部分,我都看在眼里。来访的客人说一句“这地方真好”,我还是会很高兴。能在这里继续工作,这件事本身就让我心存感激。
我养成了一个习惯:定下目标之后,就合理而彻底地思考通往目标的路径。质疑前提,用数字验证,行不通就重新搭建。当时的做法,可以直接用在税务工作上。与其说学到的知识本身,不如说这种思考方式对我的帮助要大得多。
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在准备税理士考试。不过,我当时就很喜欢电脑,这个爱好越来越深,于是进了微软,顺序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并没有转行的感觉。说是回到了原本就想走的路上,更接近我的真实感受。正因为绕了远路,我也看到了一些东西。
我了解到,经营餐饮店是由多么细致的点滴积累而成的。同时,我也近距离看到了一线员工的辛苦。在数字上看来微小的差别,在现场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负担。
也正是从那时起,我对于加盟事业应该如何推进,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。
写书的时候,我会把当时所想的尽可能地用语言表达出来。想法模糊的话一行都写不出来,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,头脑会得到整理。那些自以为懂了的部分,也会在这时变得清楚。如此反复,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考方式,如今已经不太会动摇了。
在参与税务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过程中,我切身体会到具备法律视角的必要性。发生纠纷之后回头看,就会很清楚地发现,日常记录和文件的保存方式左右着结果。从那以后,我开始注意平时应该留意什么、做好哪些准备。在事情发生之前做好准备,最为有效。
我天生就容易被巨大的变化所吸引。一有新技术出现,我就忍不住要亲自试一试,看看会有什么变化、怎样变化。从学生时代的电脑,到微软时代的互联网,再到今天的AI,对象在变,但我关注的东西始终是一样的。在变化初期就亲身接触,之后的判断会更快。
互联网是催生新业务的变化。过去没有的东西接连出现,而原有的工作则与之并存下来。我认为AI不同。它不仅会带来新的东西,还会取代原有的业务本身。是并存,还是取代——这个差别可不小。
我认为,沿用传统模式的税理士业务将难以为继。按工作量收取报酬的方式,一旦这些工作被自动化,就无法维持下去。取而代之被追问的,是你确认了什么、如何判断、又如何说明。这不仅限于税理士,我认为这是所有白领工作都将发生的变化。
我并不觉得意外。我的感受是,一直以来预想的事情终于开始成为现实。让我吃惊的是速度,而前进的方向本身在我的预料之中。正因如此,不应等它来了再手忙脚乱,而应以它必将到来为前提,提前调整工作的构成。
费时费力的作业消失,这本身是好事。但它是否就能直接变成工作上的轻松,我是存疑的。
如今的工作中作业很多,真正需要自己动脑思考的场合,其实并没有那么多。当作业消失、思考成为一天的中心时,那些很少有机会养成这种习惯的人,反而可能会觉得工作更难了吧。负担是否减轻,我认为不取决于工作的量,而取决于工作内容的变化。
重复性的作业交给AI。人负责确认结果是否有误,并决定接下来把什么交给AI。大体来说,我认为这两项会作为人的角色保留下来。交给AI的范围越广,如何设计确认的方法与委托的方法,就越会直接成为工作的内容本身。
虽然时间不长,但我有过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的经历。我亲身体会过难以下决断的种种情况,以及做出决定之后压在肩上的分量,因此养成了站在经营者立场思考的习惯。也正是在那里我明白了,有些时候仅仅给出税务上的正确答案是不够的。是否站在过做决定的一方,我想会影响建议能否真正传达到对方心里。
首先,我会考虑它能否实现。如果看到了困难,即使是不中听的话,我也会说出来。回避这些往前推进,之后一定还会回到原点。在此基础上,如果我认为能够实现,就希望不仅在数字上,也在心理上给予支持。
我会先从询问为什么想做大开始。以规模本身为目的的情况,其实出乎意料地少。是想增加人手,想获得客户的信任,还是着眼于将来把公司交出去?理由清楚了,有时会发现追求规模以外的路;而在应该追求规模的时候,推进的方法也会变得明确。
我最重视的是经营的稳定性。股权激励本身就是资本政策,一旦发出去就很难收回。我见过不少例子,给员工的股权激励并不一定带来整体积极性的提高。比起制度本身的吸引力,我会先确认几年之后的股东结构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最初的契机,是客户开始持有加密资产。我认为既然要处理,就必须自己弄懂,在研究的过程中参与得越来越深。之后,ITmedia对我的采访登上了Yahoo!的首页,咨询的范围也随之进一步扩大。
现在我自己也持有加密资产。在各国货币不断贬值的背景下,我认为加密资产将会占据重要的位置。
我并不认为扩大事业就自然会变得富足。我也见过只是忙碌不断增加的例子。另一方面,如果扩大之后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,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变宽。所以对我来说,事业的扩大与生活的富足,是分不开的。
我的妻子是中国人,但结婚的时候,我完全不会说中文。我觉得一辈子都靠翻译来沟通是不对的,于是决定学会中文。我去北京语言大学留学,就是为了这个。我本来是去学语言的,但实际上收获最大的,与其说是语言,不如说是对当地生活的体会。
我容易被巨大的变化所吸引。这三十多年来,中国已经完全变了样子。正因为了解我初次到访时的样子,看到它变得如此强大,我只有惊叹。接下来会有什么、怎样变化?我很期待能继续看下去。
我的印象是,中国比日本更加看重“自己人”,也就是亲人和伙伴这样的圈子。能不能被接纳进这个圈子,事情推进的方式和对方愿意托付的范围都会不同。一旦进入圈内,对方会坦率得令人吃惊。这需要时间,但如果想跳过这一步直接往前推进,通常都不会顺利。
饮食习惯和气候是否合适。旅行时觉得有趣的地方,和住下来觉得舒服的地方,并不一定相同。税制和制度方面的条件当然也会看,但我感觉只凭这些来选择是难以长久的。实际住一段时间,看看身体是否感到轻松。最后我会相信这种感觉。
出发点是,希望在办公室上班的人和远程工作的人,能够毫无隔阂地交流。分开工作时,看不见的部分很容易直接变成不信任;可如果想用管理去填补,又会让人感到拘束。在保持信任的同时,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机制来支撑?这项专利正是从这个问题意识中诞生的。
会遇到按以往的价值观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。会意识到自己原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,其实只是众多做法中的一种。这样的经历多了,接触到不同的想法时,就不会马上去否定。新的视角,往往是从让人不自在的地方进来的。
我的妻子和她的父母都是退役运动员。在中国,我多次有机会听到关于第二职业生涯的话题,于是开始关心日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。结束竞技之后的时间要长得多,但为此所做的准备却往往被推迟。我认为,从税务和资产的角度,我能有所贡献。
对于运动员,我会从一生都与这项运动保持联系的角度来考虑。关键在于能否把在竞技中培养起来的东西,转化为指导、普及等其他形式。
上班族则恰恰相反,比起继续做同样的工作,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拥有的能力衔接到下一份工作上。两者都是把实质内容而不是头衔转移过去的过程。
我并不认为头衔,尤其是以前公司的名字,在下一份工作中能派上用场。起作用的是公司的招牌,并不一定就是您自己的能力。越是以曾在好公司工作而自豪的人,似乎越容易被它束缚。保持自豪,同时能否暂时把它放在一边来面对,这是分水岭。
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。在税务上确实有有利的时候,但相应的麻烦和责任也会增加。有的人在受雇时也能充分发挥能力,有的人则在自己做主的环境中才能成长。比起制度上的得失,我希望大家先想一想哪种工作方式更适合自己。
我希望能为情投意合、彼此投缘的客户出一份力。如果能帮助对方实现他们想要的,那就是最好的工作。我没有考虑增加客户数量。希望客户和我都能继续过着各自能够实现想做之事的生活。保持这样的状态,就是我今后的目标。